雷, 颐2019-09-252019-09-252012-05-272008-12-01http://hdl.handle.net/20.500.12424/185405这次争论的实质是西学的价值问题，亦即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具有“普适性”。任何一种知 识都产生于具体的“地方”，所以每种知识的源起都具有“地方性”，如果因此认为任何知 识都没有普适性，那么所谓交流、交往将没有意义，不同文明之间根本无法沟通，人类也不可 能发展进步。发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近代中国引入之初被称为“西学”，即认为 这只是一种“地方性”知识。顽固派坚决反对引入，即认为这种知识不具普适性、不应 为“我”所有，而且是对“我”构成威胁的“他者”。洋务派虽不可能清晰认识到，自然也 未明言这是一种具有“普适性”知识，但强调能为我用，毕竟是对其“普适性”的初步承认。 声光电化、天文历算这类知识从“西学”到“科学”的名称之变实即“身份之变”，表明近 代中国最终承认这是一种普适性知识体系。现在，更是提高到“科教兴国”的高度。中外历史 表明，国之兴衰、社会发展之快慢，与对这种“普适性”知识接受的难易确实大有关系。chi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/copyright holderpeculiarityuniversalitycontroversycultural ethicsglobal ethicsGlobal ethicsCultural ethicsMethods of ethicsPreprint